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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知名专栏作家斯特凡·托姆克曾经作出这样的论断：“当今世界里存在一个深层次的矛盾：经济越来越依赖于服务，创新流程却仍然以产品为导向。我们拥有许多科学的产品开发和改进方法，却没有一套严格而持续的服务研发流程。”而这，也同样成为了北京生物医药产业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 研发服务，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之路 资料显示，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随着当时美国药事管理法规不断完善，新药审批愈发严格，导致新药研发的费用日渐上升，周期也不断加长。为了在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制药企业出于提高新药研发效率及降低成本和风险的考虑，将研发过程的部分环节或全部环节外包给外部具有专业能力的研究组织或企业，由此催生了研发服务业。随着该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服务内容已分化为研发策划服务、研发项目服务和研发成果服务三类，进而覆盖了生物医药研发的整个过程。 与美国类似，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样是要寻找一种最适于研发的完善服务体系。随着全球创新分工的不断细化，新药开发领域的创新链条被明显拉长。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新药研发链条已被分化为多个环节，分包到不同的专业化机构分别展开研究。也就是说，一个新药的诞生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单一机构进行研发，而是多个专业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伴随着这种新药研发模式的调整和变化，研发服务业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已完全嵌入到新药研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成为创新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和支撑。 伴随这种变化，北京市科委从对单一企业、单一项目的支持，到全力扶持“以标准为纽带”的产业创新联盟，这种日益清晰的机制体制创新战略和步骤，正是引发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变革的原动力。 基于机制体制创新的思路，北京市科委发现，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新药创制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创新链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组成和支撑角色，同时也是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新药开发体系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北京市科委认为，“研发服务业的水平能力和发达程度直接关系到北京乃至我国新药创制水平的整体提升。” 在北京市科委开创性的机制体制创新思路主导下，基于机制体制创新的思路，顺应产业发展规律、从市场需求出发，吸引和依托国内、外优秀的服务型企业和研发机构共同组建的中国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盟(ABO联盟)，在推动首都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产业联盟汇聚资源已经成为我们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工作手段。ABO联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形成完整的链式服务，用整个产业链与跨国公司对话，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参与全球分工。”北京市科委对ABO联盟的定位做出了如是诠释。 资料显示，中国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盟(ABO)目前已经是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之一。10年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完全倚重制造业，现在，在北京、上海等生物医药产业发达地区，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态势日渐显现。在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BPBC)张泽工副主任看来：“北京作为全国创新中心，拥有领先的科技资源和丰富的临床资源，具备一批拥有专有技术的研发服务机构和相对集中的药政管理系统，因此在发展医药研发服务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北京无疑也成为了中国医药研发服务业迅速发展的代表地区。”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北京的生物医药产业开始进入了一个以服务促发展的全新阶段。统计显示，北京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年收入已超过50亿元。从服务内容来看，北京在药物临床试验服务、药物临床前研究服务、新药开发与转让服务等方面已形成规模。尽管如此，北京的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企业还是与全国一样，虽然拥有一些特色的专利或专有技术，但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规模普遍偏小。 借联盟优势，促产业发展 为了形成合力，北京市科委大力支持ABO联盟的标准和规范化建设，帮助其渗透并融入全球市场。在此基础上，ABO联盟以提升新药研发的效率和水平，壮大北京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为根本目标，立志通过资源整合、品牌共享、联合营销，实现“同一世界，统一标准”，进而融入全球创新链条，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系统解决方案。三年来，ABO以全球创新活动为服务对象，融合创新链条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小企业，通过市场化、实质化的运作机制，为北京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发展做出了有益尝试和探索。 截至目前，ABO联盟成员已由成立之初的8家发展到了28家，拥有3个已通过国际AAALAC认证的实验室、3个GLP实验室、4个GMP车间以及1个正在申请美国FDA认证的生产车间，同时拥有诊断试剂、中试、项目孵化等三大孵化基地和一个集实验室软件管理系统、仪器分析、信息、人才培训为一体的内部支撑平台，并已整合了包括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国家北京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等在内的7家研究机构，形成了基因组相关技术服务、抗体及蛋白相关技术服务、药物安全性评价、化学合成与制剂研发、城市新发传染病快速反应体系以及内部支撑平台等六大技术解决方案。 现在，ABO联盟将借助第十二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这一平台，从一个侧面向外界充分展示北京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力量，从而推动北京乃至我国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据了解，作为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对外形象展示窗口的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论坛始于1997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已成为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界历史最为悠久的高峰论坛。多年来，论坛始终力争以独特视角准确把握国际热点与需求，以此引导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并已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论坛十二年，正是推动和见证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崛起和迅速发展的十二年。 早在1999年，论坛就在国内率先提出CRO的概念，并以此为题将论坛作为了国内同仁共话前景和机遇的平台。而随着外资医药企业在我国的日益壮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研发转移在国际已成气候，2004年，论坛以“抉择与突破”为题，邀请了跨国巨子与国内顶尖人物共商全球医药产业的崛起与中国因素，从而为国内外生物医药企业的联手并进指明了方向。2008年，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我国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已初具规模，中国已成为国际研发服务转移的首选地之一，在这一大背景下，论坛选择“同一世界，统一标准”为题，更希望借助研发服务业迅猛发展之势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更大范围内融入国际市场，使我国真正成为国际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整合优势 通过这些不懈的努力，北京不仅成为了我国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标志性地区和市场，同时也已开始登陆全球舞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北京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日渐确定了自身优势领域，已进入了快速成长期。目前，北京在生物医药研发服务领域已形成了一批骨干企业，走在了全国前列，其发展模式值得借鉴。 以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为例，作为一家由美国Pharmaron公司发起并投资430万美元在京成立的生物医药企业，其主要业务是为全球制药公司和生物制药公司提供基于组合化学、药物化学、合成化学相关领域的服务，服务对象包括默克、辉瑞等在内的全球制药20强企业。成立三年来，康龙化成公司的员工已由80人快速增长至540人，主营收入也由2004年的150万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000万美元。其清晰地业务定位和快速发展已吸引了国内外风险投资的高度关注。随着业务的拓展以及海外人才的不断引进，康龙化成公司服务领域正逐步向药物研发分析服务、药代动力学研发服务、化合物和化学中间体的合成与生产、处于临床前研究的原料药合成和生产乃至大规模的原料药生产拓展。作为中国北方区域最大的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企业，康龙化成的目标是在三年之内发展成为拥有包括200个标准实验室、2000名研发人员在内的新药研发服务外包基地，实现年收入5亿元，并成功在境外上市。 而北京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另一典型企业——北京颖新泰康科技有限公司则基于研发服务业的战略走出了另一条颇具代表性的道路。面对国内巨大的生产产能过剩问题，颖新泰康公司选择了一条与印度原料药生产企业向上游研发挺进所不同的路线，它试图凭借自身在化学药物研发服务以及熟悉国际标准的优势，开始向下游生产拓展，形成了以研发带动生产的业务模式。2007年，颖新泰康公司研发服务收入600万元，其中外汇收入5万美元。 北京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北京的特色优势资源禀赋。以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为例，北京在这一领域位居国内领先地位。北京现有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中心8家，5家(分别是国家药物安全评价监测中心、北京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北京协和建昊医药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已通过我国的GLP认证，国家安评中心实验动物房及医科院实验动物所已通过国际AAALAC认证，昭衍新药则正在开展国际AAALAC认证工作。 在北京生物医药领域，服务业向制造业的加速渗透已成为产业经济发展的主流和趋势。在产业链中的研发、采购、储存、运营、管理、融资、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过程中，服务性环节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整个产业链的有效运转对服务业的依存程度呈增长态势。在这一行业背景下，北京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顺应首都城市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在短短几年中迅速崛起，已占据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六分之一的比例，年增速则保持在30%左右。随着研发服务业的发展，北京生物医药产业的全方位升级已渐行渐近，整个产业的更广阔发展空间已然显现。